古风其五十三赏析（李白诗歌鉴赏）

　　那么，战国时代为什么会出现大动乱的局面呢？“赵倚两虎斗，晋为六卿分”两句，即用典型举例的方法，对其原因进行具体的追叙。“赵倚两虎斗”，举的是廉颇与蔺相如争位的史例。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所载，战国时代，赵国曾以廉颇蔺相如二人为两大支柱，使强秦多年不敢轻易侵辱赵国。只是有一段时间廉颇看不起蔺相如，多次寻衅羞辱蔺相如，而蔺相如以国家为重，不计私仇，终于以“现在秦国所以不敢攻打赵国，就因为有我们两个人团结合作；如果我国自己闹起矛盾来，那就像两虎相斗，势必两败俱伤，而对国家不利”的诚恳劝告，感动了廉颇，消除了隔阂，二人更加团结一致，共保赵国，对抗强秦。可见，这一史事的基本情节，原应是廉蔺和睦，共保国家；二人闹矛盾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插曲。但诗人在这里却采用定点截取法，偏偏隐去廉蔺和睦，共保国家这一基本情节，而只抓住二人矛盾的插曲大做文章。句中“倚”，此处作“因”解。“两虎”，借蔺相如的话喻指廉蔺二人。“斗”，联系上下文意，可引申为“动乱不安”。这样，全句意思就成了：赵国只因廉颇蔺相如将相之间不和，终于酿成了动乱不安的局面。显然，诗人在这里对史事只取一点，不及其余，仅凭因由，生发改造，目的是为了贴合所要影射的社会现实。史载，安史乱前“杨国忠为相，禄山视之蔑如也，由是有隙”，而“杨国忠欲厚结（哥舒）翰共排安禄山”（见《资治通鉴》二百十六卷）。这样，二人争权夺位的矛盾愈演愈烈，终于形成了“两虎斗”的严重局面，大大加剧了唐朝大动乱的政治危机。这句诗，就是针对这种社会现状而发的。

　　“晋为六卿分”，举的是三国分晋的史例。据《史记·晋世家》所载，晋顷公十二年，发生了六卿削弱公室力量的严重政治事件。自此以后，晋政权即一蹶不振，终于被韩、赵、魏三国所取代。但在这里，诗人也同样采用定点截取法，干脆撇开三国灭晋的情节不提，而迳直说成晋国是因六卿而分裂的。句中“为”字，与上句“倚”字同义相对，也作“因”解。这样，就特别强调出六卿削弱公室力量正是导致晋国覆灭的根源所在，从而，也就更紧密地扣合了唐朝安史乱前“藩镇”（如安禄山）势力已经堀起，朝廷权力大大削弱，终于形成社会大动乱的政治形势。

　　诗的后四句为另一层，借咏春秋史事，深一层影射唐朝安史乱前至乱发的社会现实，进一步形象地揭示了：当国之君不能及时消除奸臣谋权窃位，结党营私的隐患，终于招致了国破身亡的灭顶之灾。

　　据《春秋》、《左传》等史书的记载，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内部奸臣谋权窃位，结党营私的史例不一而足。“奸臣欲窃位，树党自相群”两句，正是对这一社会状况的总体概括。“窃位”，窃取权位。“树党”，培植党羽。“自相群”，各自拉帮结派。两句意思是说：奸臣们为了谋权窃位，正纷纷培植党羽，拉帮结派。因为这种现象是当时各诸侯国普遍存在的，所以这里不作特称式的引述，而只作不定指的泛泛描写。当然，这样写归根结底也还是针对了唐朝安史乱前的社会现实的。史载，当时玄宗“渐肆奢欲，怠于政事”（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而将“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七）。正是在他的纵容下，一方面宰相（如李林甫、杨国忠）专权跋扈，任用亲信，结党营私；一方面边将（如安禄山之流）拥兵自重，扩充实力，割据一方，结果把个好端端的大唐帝国搞得乌烟瘴气，岌岌可危。这两句诗，就是对这一社会状况的形象写照。

　　“果然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这结末两句再次用典型举例的方法，进一步揭示了春秋时代齐国田常弑君的历史教训。《春秋》邢昺疏说，鲁哀公十四年，“齐人弑其君王”。又《庄子·胠箧篇》载：“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有其国。”均指此事。两句诗即据《庄子》原文稍作变化而成。句中“果然”一词，与前两句所写内容紧相呼应，强调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形象地揭示出当国之君不能及时消除奸臣谋权窃位，结党营私的隐患，终于招致国破身亡的可悲结局。值得注意的是，从咏史的角度看，这两句诗固然与前六句一样，都是对上古史例的引述；但从抒怀的角度看，这两句诗则与前六句又有所不同：如果说，前六句还是对安史乱前既成的唐朝社会现状的影射的话，那么，这两句则已经是对安史乱发后可能导致的唐朝前途命运的示警了。诗人面对当时万分危迫的政治局面，爱国心切，忧愤难名，从而很自然地写出这样故作耸听之言的诗句。

　　从诗歌发展的历史看，咏史诗最早起于东汉的班固。不过班固的咏史诗仅叙史实，且一诗专咏一人一事，所谓“檼括本传，不加藻饰”而已。在班固之后的近百年间，咏史诗的创作大都沿着这个路子走，咏史就只咏史，并不旁涉。到了汉末，孔融的《杂诗》独创性地引述历史人物以自况，开始突破咏史诗仅限咏史本身的成例，开了咏史中杂以抒怀的先声。再到西晋，左思的《咏史》诗则更明确地走上聊借古人古事，专抒个人情怀的道路；并且为了抒怀的需要，也不再限于一诗专咏一人一事，而常将有关史例串演成具有启发性和富于感染力的事实的序列。实质上，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或称“正格”）的咏史诗，倒应属于政治抒情诗的范围了。这是一种“古为今用”的成功的创造。李白此诗，正继承和发扬了左思咏史诗的传统，而只把咏史作为生发感慨的因由，或粗陈史略，或截取一端，使史例成为抒怀的更加灵活机动的形象的铺垫，从而最彻底地体现出“古为今用”的现实主义精神。这首诗所谓的独特价值，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