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饮酒二十首翻译、赏析、拼音版及字词句解释(3)

　　其次，这一结论也不完全符合这首《饮酒》诗的实际情况。苏轼说：“渊明意不在诗，诗以寄其意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则本自采菊，无意望山。适举首而见之，故悠然忘情，趣闲而累远。此未可于文字、语句间求之。”这段话给这首诗作了很好的注脚。陶渊明在采菊之际，心本闲。偶见南山薄暮之景，景与意会，情与景融，便悠然忘情，神游物外。不过，这种悠然的心境也仅仅是他瞬间的思想活动，是不可能持续很久的。它在陶集中并不多见，在《饮酒》诗中，严格地说也只有这么一首。就是在这一瞬间的悠然之中，诗人还提到了“车马喧”。这说明尘世的喧扰、纷乱尚未从诗人的思想中排除净尽，还在不断地敲击着他的心扉，使他不得宁静，以致常常沉浸在痛苦的回忆中。而且这悠然心境的获得，正是他摆脱尘世的羁绊、弃官闲居的结果。总之，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这首诗，表现了他归隐田园的生活情趣，有“静穆”“悠然”的一面，但于尘世亦未能忘情和冷漠。看到前者而否定后者，固然是错误的；而看到后者而忽视前者，同样是不正确的。“对于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哨叹，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和空间内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陶渊明也毫不例外地受到了这种时代流行“病”的传染，而在其创作中表现出一些不健康的，甚至消极颓废的思想情绪。在《饮酒》诗中，他感叹人生短暂：“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第三首）“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岁月相催逼，鬓边早已白。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第十五首）人有生死，这是自然界的规律。陶渊明是重生不惧死的，他倒比较达观，这从他的《拟挽歌辞三首》可以看出。对于生，他是重视的，他认为人生的短促，如白驹之过隙，内心充满了无限的哀怨忧伤。既然人生是这样的短促，一纵即逝，那么怎样才能使这有限的人生得以延续或者变得充实而有价值呢？他是不相信炼丹修仙那一套的，“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在陶渊明看来，只有及时行乐，才能弥补人生短促的不足。他讥笑那些名利场中的人，“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名是身后物，陶渊明是不介意的，要紧的是“称心”，只要能“称心”，即使生前枯槁，死后裸葬也没关系。当然，他所说的“称心”的内涵是多方面的，及时行乐是其主要的一面。·陶渊明的这种消极颓废的思想，对后世影响颇大，是《饮酒》诗中与民主性的精华并存的封建性糟粕，并且这种精华与糟粕有时又处于交织状态，积极的成分里蕴藏着消极的因素，消极的思想也流露出可取的东西。

　　前面把这组诗的思想内容分成四个方面，那是为了行文的方便，事实上要复杂得多。因此在探讨《饮酒》诗的思想内容时，应该持审慎的态度，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有这样一个现象：诗和酒有着密切的关系。自有诗以来，酒便踏进了诗歌领域，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关系更见密切。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已经有了群饮失仪的生动描写。在《楚辞》里，也有以酒娱神的精彩场面。到了两汉魏晋南北朝，酒在诗中的比重加大了，饮酒成了人们抒发感慨、排忧遣闷的方式或手段，出现了像阮籍、陶渊明这样一些饮酒诗人。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素以豪饮名世，被人们称之为“酒仙”，给后人留下了斗酒诗百篇的佳话，其名篇之多令人叹为观止。唐代其他诗人也写了不少脍炙人口的饮酒诗篇。宋以后，以酒入诗者虽然不乏其人，但盛况终不如以前，而在作为诗的重要形式的词里，却大有起色。这大约跟“诗言志，词抒情”的传统观念有关，像饮酒之类的生活小事，是不能入诗的。否则就要受到批评，被认为是“以词为诗”，这样以来，也只好让位于词了。

　　综上可知，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诗和酒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以酒入诗者中，陶渊明是位突出的人物。他一生写了许多饮酒诗。可以这样说，他是中国古代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据统计，在他现存的一百四十二篇诗文中，说到饮酒的共有五十六篇，约占其全部作品的百分之四十。他的《饮酒》诗，包括诗前小序、说到饮酒的也有十首。饮酒诗在陶集中的确不算少了，即使不能说是绝后的也应该是空前的。前人说“渊明之诗，篇篇有酒”。白居易也说陶渊明的诗“篇篇劝我饮，此外无所云”。这些话虽然不免有夸大失实，甚至曲解的地方，但他们毕竟看到了陶集中有大量饮酒诗这个基本事实。陶渊明的好友颜延之写的《陶徵士诔》也说他“性乐酒得”。《宋书》本传对陶渊明好饮的传闻趣事，有尤为详尽的记载。萧统的《陶渊明传》也有类似的记载，文字略有出入，意思却是一致的。陶渊明对自己的嗜酒，也是直认不讳的。他在自传性质的《五柳先生传》里，就曾经这样说过：“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在《归去来辞·序》里也说：“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在谋求差使时，酒也成了他首先想到的一个方面。《饮酒》诗前的小序又说：“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可见酒在他的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它伴随着诗人度过了不同寻常的岁月。陶渊明似乎也意识到了酗酒的危害性，曾决定戒酒。大约终因决心不大而毫无成效，只得作罢。陶渊明何以嗜酒成癖呢？这固然跟他的个人爱好以及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人生短促、及时行乐的消极颓废思想有直接的关系，但如果仅仅是这样，只要经济条件许可，他尽可以大饮特饮，就不必在《饮酒》诗中闪灼其辞、欲言又止。这里面一定有难言之隐。要揭开这个秘密，首先必须从他所处的时代去考察。鲁迅说：“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在这晋宋易代之际，政治形势是更加险恶了，刘裕为篡夺帝位在加紧实行高压政策，以清除异己，壮大自己的力量。据《通鉴》记载，晋安帝义熙八年，刘裕矫诏杀死充州刺史刘藩、尚书左仆射谢混，又引兵袭荆州，刘毅兵败自缢而死。次年，又杀诸葛长民及弟黎民、幼民以及从弟秀之。义熙十一年，率兵攻伐荆州刺史司马休之，司马休之兵败而降后秦。面对着这腥风血雨的现实，陶渊明感到惶惑恐惧，这正如他后来在《感士不遇赋》里所说的那样“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山疑疑而怀影，川汪汪而藏声”。稍有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就成了改朝换代的牺牲品。历史的教训陶渊明是记忆犹新的。怎样才能全身远祸，这不能不成为他考虑的一个主要间题。弃官归田，是他早已迈出的第一步，但是光凭这一点，陶渊明也知道，那是远远不够的，还得谨小慎微，守口如瓶，不减否朝政人事。当然，也应该看到，陶渊明的隐居田园并非仅仅是为了全身远祸，还是有他的积极意义的，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诗人的这种动机。然而，作为一个正直的诗人，在社会的种种不平和邪恶现象的面前，是不能视而不见、置若周闻的。这样一来，事情就变得复杂了，一方面他要全身远祸，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于世事无动于衷，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陶渊明从阮籍醉酒避祸的这些事实得到启迪，于是便借饮酒和饮酒诗的形式来抒发感慨，表示自己对现实的态度，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即便说错了，那也只是酒后失言，可以求得别人的谅解。这就是陶渊明嗜酒、大量写饮酒诗的主要原因。

　　叶梦得说“晋人多言饮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于酒。盖时方艰难，人各惧祸，惟托于醉，可以粗远世故”，萧统也说“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焉”。这是深中肯綮的。陶渊明避免世俗祸患的心理，在陶集中是时有表露的，在《饮酒二十首》里，也是很明显的，而且用心颇为良苦。诗前小序中有这样几句话“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意思是说，写诗的时间是在酒醉后，写诗的目的是为“自娱”，且博故人“欢笑”，并无其它用意。这里，诗人首先就亮出“醉”的幌子，为掩护自己退却作好准备。此外，小序中还有所谓“辞无诠次”之说，这也是障眼法，是诗人采取的又一保安措施。既然是“辞无诠次”，那就意味着根本不存在什么事后润饰整理的问题了，一切保持着它们的原貌，这样，也就更减少了一层危险。事实上，《饮酒》诗决非杂乱无章、“辞无诠次”，它是经过诗人精心筛选、编次的，是一个有首有尾、内容复杂的艺术整体。吴落说：“《饮酒二十首》，起曰‘日夕欢相持’，结曰’君当恕醉人’，遥作章法。”“遥作章法”，就是首尾照应，结构完整的意思，这决不是酒后杂咏，逐次积累而一听其自然所能办得到的。反映这种心理最明显的，莫过于《饮酒》诗的第十八首：“子云性嗜酒，家贫无由得。时赖好事人，载醛祛所惑。筋来为之尽，是诸无不塞，有时不肯言，岂不在伐国。仁者用其心，何尝失显默。”子云是汉朝著名辞赋家杨雄的字，他无意仕进，自甘淡泊，埋头著述他曾写了《解嘲》一文，流露出对腐败朝政的某些不满情绪，同时表明自己“默默者存”、“自守者全”的处世态度。陶渊明以杨雄自况，是完全切合他此时此刻的心境的。诗人在和“好事人”饮酒时，有问必答，答必祛惑，可是并未因此而放松其戒备之心。一旦话题涉及到像“伐国”这类敏感的政治问题时，他立即襟若寒蝉、如履薄冰，而“不肯言”了。可见险恶的政治环境在这位正直诗人的心灵上投下了多么浓厚的阴影。陶渊明之所以嗜酒，还在于他把饮酒作为解决思想矛盾、求得安慰超脱的灵丹妙药，而大量写饮酒诗，则是他这一无可奈何的心情在其创作上的反映，是他赋闲田园后的生活实录。